在秋收起义期间关于途径浏阳遇险实地考察报告

机电学院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9-10-04

  发生在如此一个历史大框架中:1927年9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史称“安源会议”。9月6日晨,在安源将工作安排就绪后,同与会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人赴时在江西铜鼓县城的浏阳工农义勇队驻地,领导秋收起义。在途经湘东山区浏阳县境时,被当地团防总局团丁盘查、羁押,后脱险,于9月10日下午2时,安全到达铜鼓县城起义军驻地。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宣布驻铜鼓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次日,第3团从铜鼓县城誓师出发,在浏阳白沙镇打响了本团参加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关于浏阳遇险的史料,主要有1936年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的文本《西行漫记》。此书有多种中文译本,在不同时期出版及摘编时,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红星》、《长征25000里》、《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自述》等,这些不同的译本在一些关键词上存在较大差异。自述、斯诺所记录的浏阳遇险,大概情节是:1927年9月等由安源赴铜鼓发动起义。途中被当地团丁逮捕,押送团防局。决定用钱贿赂团丁的方法逃跑。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200码(折合188米)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挣脱出来,跑向田野,藏身草丛深沟。团丁们追踪他,并强迫一些农民帮助搜寻。团丁走得很近,有几次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天近黄昏,他们放弃了搜寻,脱险后到铜鼓。斯诺的这段记述,已经成为生平及中国革命史的经典文献,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文史著作上,也形象地展现在影视画面中。

  2013年11月,为纪念诞辰120周年,结合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研究、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调查研究,我们特别召集北京星泉湾国际文化俱乐部部分会员、当地有关部门人员和志同道合者,举办了这次先后有40余人参加的实地考察活动。此次井冈之行,是我们继近年历次考察红军长征路等活动的延续。考察时间:2013年11月12日~18日(7天)。部分队员在11月11日抵达长沙,并在集体活动结束后,再返回原路,进行更加细致的专题考察,历时半个多月。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召开后,奉命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回湖南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相继进军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中国革命根据地,以此为“星火燎原”起点,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013年11月,为纪念诞辰120周年,结合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研究、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调查研究,我们特别召集北京星泉湾国际文化俱乐部部分会员、当地有关部门人员和志同道合者,举办了这次先后有40余人参加的实地考察活动。此次井冈之行,是我们继近年历次考察红军长征路等活动的延续。

  1927年9月初,从湖南株洲到江西安源,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攻打长沙的计划遇挫后,等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第1、第3团及第2团余部约1500余人会师浏阳县文家市,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决定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井冈山地区进军。9月底,在永新县三湾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10月底、11月初,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宁冈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1929年1月中旬,、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茨坪、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军。红军沿闽赣边境行动,经福建武平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再经大柏地山区、宁都县城,于2月中旬抵达吉安县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会合。此后,等率部转战于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由此从地理概念上讲,的这段井冈山军事斗争历程,自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率领起义军走上罗霄山脉,转战井冈山,再“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随之建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具体时间、地点上看,以1927年9月6日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结束后,经浏阳赴铜鼓发动起义为“上山”的起点;“下山”以1929年2月17日到东固为终点。历时529天,行程节点110多处,全程5600多公里。我们的这次考察活动,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调研论证,最终确定以浏阳市为考察队员集结地和出发点,以经安源、永新三湾、茅坪、茨坪到东固为行军主线。

  另外,从理论概念上讲,井冈山之路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等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所开创的革命道路,简称井冈山道路。主要内涵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其中包含了“上山”、“下山(下乡)”到农村、再到城市的两个阶段。在以往探讨“道路”的理论研究中,多说“上山”而少说“下乡”。然而,讲“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不能少了从山上“下乡”到广大农村这个重要环节,然后再说“进城”。这对今日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2.协办单位:江西干部学院,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

  3.支持单位:峨眉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秋收起义文家市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永新县委、县政府、武装部,贺子珍纪念馆,永新县高溪乡政府,三湾改编纪念馆,茅坪八角楼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炎陵县委、县政府,炎陵县水口镇纪念馆,吉安市青田区委、区政府,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纪念馆等。

  本次考察活动,由军史专家陈宇担任总策划和总指挥;由主办方具体负责前期各项组织工作,安排考察车辆,先期探路,联系食宿;为了激发每位考察队员的积极性和认真负责精神,设置限定参加人数的“门坎”,活动经费采取自理路费、交部分食宿费的方式,资金不足部分由主办方及赞助单位提供支持和补助,协办单位给予物力、人力支持和帮助。

  (2)队旗:旗杆边署名“井冈山之路考察队”;旗面为大五星内镰刀锤头“红军旗帜”图案,下书本次活动的主题“感悟井冈山精神”。

  (5)印发工作手册《感悟井冈山精神》资料集:由主办单位编印(彩印A4开本,110页),即“中华智库园系列活动之八——井冈之行(策划书)”,汇集活动注意事项、考察科目介绍、参考资料、内部通讯录等,在考察队集结时,发给每位正式考察队员。

  2.时间、线天)。部分队员在11月11日抵达长沙,并在集体活动结束后,再返回原路,进行更加细致的专题考察,历时半个多月。

  (2)本次考察活动的重要节点:湖南浏阳张坊镇七溪村、江西铜鼓排埠镇月形湾、浏阳文家市、江西萍乡安源、永新九陂村、三湾村、茅坪、茨坪、湖南炎陵县水口镇、江西吉安东固、富田等地。租车里程表全程1162公里。

  丁仁祥(江西吉安),万小平(湖南浏阳),王志红(女,北京),王临宁(女,广东广州),邓智飞(江西永新),龙建年(江西永新),孙碧玉(北京),杜欣(北京),李歆(江西吉安),李晓辉(江西永新),李新明(江西吉安),杨昌辉(河北廊坊),肖小林(江西永新),肖从章(江西永新),吴少波(江西永新),何继明(北京),何曙明(广东广州),刘春(江西永新),刘唐友(江西永新),刘茂生(江西永新),陈宇(北京),陈超(山东济宁),陈敏(江西永新),陈本厚(湖南浏阳),张强(河北沧州),张鹏华(江西吉安),林志勇(湖南长沙),胡承国(江西吉安),赵玫(女,江西吉安),段金梅(女,江西永新),贺年先(江西永新),贺兰萍(女,江西永新),徐永久(江苏连云港),徐继贞(北京),唐汉初(湖南浏阳),唐全佳(湖南浏阳),曹立峰(江西永新),阎平(湖北武汉),曾泳峰(江西永新),曾爱平(女,湖南浏阳),彭忠平(江西永新),彭珍生(江西永新),彭根妹(江西永新),雁洪(四川成都),裴鸿卫(江西井冈山),薛志景(山西晋城)。共46人,其中有10余人参加了全程考察;有人为考察队带路和接受采访,提供情况和各种支持,参加了分段考察,主要集中在浏阳、永新、东固3个地段。

  考察队在浏阳市集结后,先走“上山”之路,重点考察七溪村后,经浏阳文家市、萍乡安源、永新县城、九陂村、三湾村、茅坪、黄洋界到茨坪;后走“下山”之路,到东固、富田、吉安等地考察。特别对湖南浏阳七溪村、江西省永新县九陂村和三湾村、东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重点考察。

  关于浏阳遇险的史料,主要有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的文本《西行漫记》,不同时期出版及摘编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红星》、《长征25000里》、等。1936年7月中旬,斯诺在陕西保安采访。谈到了1927年9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遇险的情况,这是史学界关于这段生平的主要依据。斯诺著《西行漫记》中译本有多种,主要有史家康等6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上海启明书局,1949年8月出版),王厂青等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2月出版),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吴黎平修订《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线月出版)等多种,但这些译著在一些关键词上却存在很大差异。

  记述浏阳遇险历史的主要资料,还有收录入《星火燎原》丛书中张启龙的《毛委员到铜陵》、谢觉哉的《浏阳遇险》。张启龙记录的是事发第二天(9月10日)他在铜鼓亲自听刚脱险的的讲述,谢觉哉记录的是在延安时期亲自听的讲述。还有潘心元当年给中央及省委的报告,但只是报告了遇险的时间,对的脱险经历则无从谈起。开国中将张藩(浏阳张坊人)回忆文章中亦有途遇正“逃难”中的之说。除此外,有不少关于这段历险的描述,一般仅可作为参考的坊间传言,并不被史家作为信史和支撑论点的资料。

  历史文献证实,由安源到铜鼓的两端时间节点和路径可基本确定。一是两个时间节点可固定:由安源出发的时间是1927年9月6日上午,到达铜鼓县城萧家祠堂(起义军第3团团部)的时间是9月10日下午2时。二是行走路线可基本确定:由安源张家湾经上栗市、大瑶到浏阳小溪河畔,逆流向东北行走,经火厂、七溪村到铜鼓县城,大体上呈西南、东北方向直线。由此时空基本数据和步速,可大致推断出在这个时段中所处的地段和地点,由此也即可审视一些回忆、传言的真实性。通过本次考察活动后的新观察和判断,我们得出以下基本观点,认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当时因有脚伤,是乘坐轿子离开安源张家湾的,轿子还有携带起义经费的功用。从当年行走的山路、乘轿和敌情等情况分析判断,他们一行是疾走而不能奔跑,时速应在5公里左右,由此推断:9月6日晨6时启程,傍晚7时住宿,当天应行约13小时65公里,可能住宿在大瑶镇(大何坪)。9月7日晨6时启程,傍晚6时住宿,途中休息及午餐时间都在内,行程12小时60公里,约在浏阳火厂住宿。9月8日晨6时启程,中午11时许到达七溪村(陈家坊)草坪饭馆午餐,行程约5小时25公里。在这里被浏阳县团防总局团丁逮捕,当日下午关押在七溪村团防总局,在此地过夜。9月9日下午约2时半,在七溪村东河边的枫树坳被释放,走向铜鼓。傍晚8时半天黑透后,夜宿湘赣边界的江西铜鼓县排埠镇以西村庄。这天的行程约6小时 24公里,时速4公里。9月10日晨8时动身,下午2时抵达铜鼓县城肖家祠起义军第3团团部,行程约6个小时 24公里。在七溪村被释放后走向铜鼓,脚伤严重,疲惫不堪,仍在顽强赶路。时速4公里的这个步速是军队通常的行军速度,速度是比较快的,还必须不停的走,不走弯路,更不能走错路。

  由安源到铜鼓的总行程计为198公里。今日由安源到铜鼓的公路,已经多处取直,行车计程为168公里。

  由此行程也可见,在七溪村被捕及脱险,在地点和时间节点上都是吻合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轿夫的步速在5公里左右,每天12小时应行路60公里。若按原计划,9月6日、7日、8日三天行程应是180公里,而由安源到铜鼓的总行程为198公里,也就是说不用连夜赶路,9月8日晚上即可抵达铜鼓县城,按时在9月9日发动起义是有把握的。然而,事实是在9月10日下午2时才抵达铜鼓县城。那么,9月9日全天、10日上午,这一天半的时间出现了“真空”,途中的在干什么呢?即使如自述被捕后卧伏草丛中避敌用了半天时间,而且在当天晚上“彻夜翻山越岭”抵达“另一县境”,即湖南浏阳县、江西铜鼓县边界处的排埠镇以西村落住宿。但不管怎样计算,9月8日晚住宿何处?都是解开“九九之谜”的症结所在。其实,正如本次考察活动中所观察,9月8日这天晚上,被关押在七溪村团防总局。而当年讳言了这个被关押一天一夜的过程,而只大概讲了前面的被捕和后面脱险后的赶路过程,其他人的记述则是依据这个“口述史”而再加以绘声绘色的想象描述而已。为此一天一夜的“真空”,遗憾的造成了有的描述离真实历史越来越远,尤其是被企图抹黑的人钻了空子,说成是被捕后“叛变投敌”、“出卖同志”,造成了潘心元等人的相继被捕和起义的失败。

  在七溪村(陈家坊)及附近村庄,我们考察队的主要采访人有:陈本厚(1945年生,现年68岁,《陈氏族谱》1994年修订版主修人),唐观招(陈本厚之妻,1948年生,现年65岁),唐汉初(1924年生,现年90岁,唐观招之父),曾爱平(1974年生,现年39岁,七溪村陈氏长门长孙媳妇,本家族《陈氏族谱》现存最早版本1890年修订版保存者),当年被捕地草坪饭馆老板唐燕贻的孙子唐全佳(1950年生,现年63岁),陈氏祠堂管理者万小平(1968年生,现年45岁)等,还有张家坊、李家村、枫树坳附近村庄等地的村民,共20余人。他们的口述历史基本一致,综合所陈述的要点,主要有:

  1927年9月17日,、苏先俊率领起义军第3团到达浏阳孙家塅(七溪村西南50余公里),与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第1团会合。在孙家塅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后,第1、第3团分两路向文家市前进。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第1、第3团及第2团余部会师文家市。9月21日,等率部由文家市出发,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经萍乡县上栗市,绕道芦溪进入莲花。9月27日,经石市抵达永新高溪乡,宿九陂村。9月28日停驻九陂村,在此地与多人谈话,反复思考,对部队实施改编等重大决策成熟于胸。9月29日,率部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实施“三湾改编”重大决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进军井冈山的决策最终确定形成。

  新版《永新县志》(2006年)记载:“1927年9月27日,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九陂村,休整3天,29日赴三湾。”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动后,战事异常经常,攻打浏阳、长沙等大城市接连遭到失败,几天前总指挥卢德铭牺牲,5000多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不到1000人,如此严峻的敌情中,前敌总书记怎么能有闲心在这偏僻的小山村九陂留驻3天呢?九陂村的“魔力”何在?而接下来的行军从九陂到三湾又是怎样的路程?为此,考察队把从九陂村到三湾村的道路作为此次考察的重点之一。

  当年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由文家市南下,在古城确立了进军井冈山的战略部署,攻克莲花县城后,由永新县城之西直奔井冈山上,所选行军路线不是今天由永新县城直接到三湾村,而是走向西南方向,绕道高溪乡,经九陂村翻山过婆婆坳到三湾村。这段山路,在那个年代是湘赣边界的主要通道,据说途中还有能遮风避雨的驿站。从县志和一些回忆文章中得知,这段路长15公里。考察队在行前反复做功课,尤为感到这段路像笼罩着一层雾一样看不清楚,可能行走异常艰难,问题不在于路程有多远,而在于多年来没有人亲自走过这段原路。考察队在行前询问了许多人,包括当地的村民,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实的回答。有人善意地提醒,这条路中间有断崖,已经很难走通。

  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赣中南,以吉安县的东固为中心,形成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李文林是东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2月,、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转战,到达东固,此时李文林是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东固根据地主力红军红二团团长,后又担任红二、红四团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委。赞誉东固山为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其为“东井冈”,当地老百姓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在1929年2月到1930年1月的一年里,先后在各种书面文字和口头上,对东固根据地的模式、斗争策略及红军建设等经验,作了不下7次的论述和赞扬。他在上杭县古田写给的信中,将东固红色割据区域的斗争模式称之为“李文林式”,并将其与“朱德式”、“贺龙式”、“方志敏式”之根据地模式相提并论。这是当年对东固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定位。在早期出版的《选集》中有“李文林式”这段文字,但在后来的出版物中删除了这一提法,这主要是因为李文林在1932年5月“肃反”运动中被错杀。现今史书中很少提到东固革命根据地和李文林,所以人们对此比较陌生。

  考察队下井冈山后,专程到吉安东固地区考察。在著名党史专家丁仁祥、青田区副区长张鹏华等全程陪同下,参观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富田陂下红军学校旧址、渼陂村“二七会议”旧址、红四军总部旧址、旧居、陂头梁氏宗祠、平民银行、罗坑村会师遗址等,在东固观看了当地村民原汁原味的红歌专场演出,在吉安市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对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新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促进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第一,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割据式相结合的形式,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创新模式,是创建大范围公开割据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前进基础”;第二,实行飘忽不定的军事战术,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第三,以农军为基础,同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相结合的方式,创建革命武装,走出一条建立革命武装“统一阵线”的路子;第四,成功的经济建设形式和革命政权组织形式,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如东固平民银行的创建,开创了红色中华的金融史,东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是红色中华商业贸易组织的成功模式。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构,如学校、医院、邮政、文艺演出团队、红军无线电训练班等,都属首创,发挥了示范性的作用。

  2.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东固革命根据地红军建设的经验,对关于人民军队建军纲领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未确立,以致成为阻碍红军发展的严重问题。为确立并维护这一原则,同红军党内主张个人领导与不尊重党的领导的不正确倾向展开了斗争。东固红二、红四团中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无疑给正在为此而困扰的以极大的振奋,他说:“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而红二、红四团则是特别注重党的领导,“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的这封信写于1929年6月14日,公开刊登在红四军前委印发的《前委通讯》第3期,这一重要原则后写进古田会议决议。

  考察队在沿途还参观了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永新贺子珍纪念馆。在井冈山地区考察期间,考察队到茅坪八角楼、水口“在连队建党”旧址、黄洋界哨口、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地参观访问,得到江西干部学院等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何继明、裴鸿卫等为考察队讲授了井冈山斗争史。

  考察队由浏阳市到张坊镇七溪村专程考察“遇险”地,在踏入张坊地界处意外得到队旗旗杆(活动结束时应请求留存吉安革命博物馆)。(中红网红色图库)

  七溪村草坪饭馆遗址,右方原有一池塘。1927年9月8日中午,由安源到铜鼓路经此地午餐时被浏阳县团防局团丁查捕。 (中红网红色图库)

  “酒饭便益”饭馆原由唐全佳的伯父开办,现门牌号为七溪村七溪片40号。(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子树旁的断壁残墙是当年的浏阳县团防总局遗址,后面的建筑是陈氏宗祠。(中红网红色图库)

  光绪十六年(1890)编修的《陈氏族谱》。陈姓是七溪村的主要大姓,这是现今七溪陈氏所存最古老的族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8年第五次编修的《陈氏族谱》,族长陈阅初作序。记载陈阅初1924年始任浏阳县团防总局局长。(中红网红色图库)

  1994年第六次编修的《陈氏族谱》,所记载的陈阅初生平删除了其任职浏阳县团防总局局长的经历。(中红网红色图库)

  1890年编修《陈氏族谱》中的“七溪陈坊全境图,37年后在此地被捕关押在图中的”公局”(陈氏宗祠隔壁),出村东北的“仁寿桥”,在河边“枫树坳”被释放。(中红网红色图库)

  浏阳河支流小溪河(在《陈氏族谱》“七溪陈坊全境图”中称“明溪”)三面环抱七溪村流过。(中红网红色图库)

  枫树坳东岔路口。1927年9月9日下午,当地团防总局一团丁在此地打劫身上的银元,走左边山路赴铜鼓。(中红网红色图库)

  戎马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险境,都化险为夷。在那首著名颂歌《浏阳河》河畔,突遇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遇险和脱险都极具传奇色彩。此事在生平研究中,被称作第一个“九九之谜”。之所以被称作“谜”,除了后来又有多个巧合的“九九事件”之外,1927年9月发生的这个“谜”,主要还存在着多个悬而未决的疑点,至今扑朔迷离,如遇险时间、地点、同行人、被捕和脱险过程、谁帮助脱险等关节点,都存在着多种说法。为此,我们考察队将其列为本次考察活动的重点内容之一,行前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有考察队员幽默而郑重地说:“到了的遇险地,一定要在他当年藏身的水沟里躺一躺,感受被搜捕时的心情,沾带一点能神奇化险的灵光。”然而,当我们到达实地展开深入的考察和调研后,却惊讶地发现,无论地形、行程,还是当地村民的回忆,都与所谓“正史”出现很大偏差,甚至颠覆了原来的“历史”。

  浏阳遇险,发生在如此一个历史大框架中:1927年9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史称“安源会议”。9月6日晨,在安源将工作安排就绪后,同与会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人赴时在江西铜鼓县城的浏阳工农义勇队驻地,领导秋收起义。在途经湘东山区浏阳县境时,被当地团防总局团丁盘查、羁押,后脱险,于9月10日下午2时,安全到达铜鼓县城起义军驻地。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宣布驻铜鼓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次日,第3团从铜鼓县城誓师出发,在浏阳白沙镇打响了本团参加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关于浏阳遇险的史料,主要有1936年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的文本《西行漫记》。此书有多种中文译本,在不同时期出版及摘编时,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红星》、《长征25000里》、《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自述》等,这些不同的译本在一些关键词上存在较大差异。自述、斯诺所记录的浏阳遇险,大概情节是:1927年9月等由安源赴铜鼓发动起义。途中被当地团丁逮捕,押送团防局。决定用钱贿赂团丁的方法逃跑。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200码(折合188米)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挣脱出来,跑向田野,藏身草丛深沟。团丁们追踪他,并强迫一些农民帮助搜寻。团丁走得很近,有几次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天近黄昏,他们放弃了搜寻,脱险后到铜鼓。斯诺的这段记述,已经成为生平及中国革命史的经典文献,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文史著作上,也形象地展现在影视画面中。

  此外,关于浏阳遇险的记述,还有收录在《星火燎原》丛书中张启龙的《毛委员到铜陵》、谢觉哉的《浏阳遇险》。潘心元在时隔两年后给中央的报告,只是称他本人遇险入狱,对的遇险脱险经历没有记述。除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这段历险的推测性叙述或文学语言描述,一般仅可作为参考的坊间传言,并不被史家作为信史和支撑论点的资料。实际上,今日已经造成误会和争议的一些所谓“故居”、“化险福地”,即是因这些不同的记述造成的,其中也有当代人凭空想象的本是文艺创作的虚构演义而“弄假成真”。

  浏阳遇险,这段似乎只有自己才十分清楚的往事,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三方:一是事件的对方直接参与者,即抓捕和释放的当地团防局官兵,他们是事件的全程参与者;二是当地的目击者,他们是事件的部分过程见证人;三是的同路人潘心元、轿夫等,他们是被捕前行程或被捕时的见证人。我们考察队的采访和考证,正是从前两者入手,到实地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和调研。

  从安源到铜鼓,今日乡间公路多是穿行在崇山峻岭中,当年的路途更是十分艰辛,徒步至少三天路程。

  从现有历史文献看,可以确定由安源到铜鼓的两头时间端点和大致路径。一是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时间可固定:由安源出发时间是1927年9月6日上午,到达铜鼓县城肖家祠堂(起义军第3团团部)的时间是9月10日下午2时左右。二是行走线路也可基本划定:由安源张家湾经上栗市、大瑶到小溪河边,逆溪流走向东北,经火厂、七溪村到铜鼓县城,总体上呈西南、东北方向直线。由这两个时空基本数据和步速,即可基本推断出在这个时段中所处的地段、地点,由此也即可判断一些回忆、传言的真实度。

  关于到达铜鼓的时间,原有9月8日之说,其实这是缺乏对这段历史档案资料的全面了解。1927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12期,发表有工农革命军第3团团长苏先俊所写《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其中写道:“9月7日接安源同志通告,知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组织成立,并决调各处军队进攻长沙。10日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7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3团参谋的吴开瑞回忆:“1927年9月,快要过中秋节时,同志经过艰难险阻来到了铜鼓。毛委员来,首先要与全团干部见面,于是就布置了这样一个仪式:全团排级以上干部参加中秋节聚餐宴会,欢迎毛委员。筵席上摆了黄牛肉。……次日,部队出发前,集合在铜鼓大沙洲上,同志检阅部队,向全体指战员作了动员,号召秋收暴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68页)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张启龙回忆:“我记得中秋节会餐,第二天就出发。”(《星火燎原丛书》井冈山斗争专辑,第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众多文献史料都明确记载,在9月10日到铜鼓。这天是中秋节,星期六。9月11日,第3团在铜鼓举行起义。这个时间关节点应是准确无误的。

  此时,由于国共分裂,蒋介石反动派惨杀人,南昌起义失败,形势非常严峻。9月6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了长沙市组织发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立即宣布:从9月8日起,全城“特别戒严5日,每日晚10时,即断交通,并于中秋节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1927年9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因此,安源至铜鼓一带的沿途,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和严峻。

  经实地考察后推断,从安源到铜鼓的实况可大致复原如下:1927年9月5日,在安源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结束。9月6日,由到会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护送,日夜兼程赶往江西铜鼓发动起义。从安源经浏阳到近200公里之外的铜鼓,一行必然会尽量避开集市重镇,避敌盘查,绕开行人较多、军警防守严密的大道,抄近路行走在穷乡僻壤的乡村荒野小道。对此行路线年春在长沙师范读书时曾到浏阳走访同学和游学,几年前曾在这一地区作过农动专题考察。负责带路的潘心元是浏阳本地人,因此他们心中都有一张比较明晰的路线图。

  有多种史料可证实,当时因有脚伤,途中以轿代步。从我们的考察情况看,有轿夫随行,其中还有利用轿子作掩护运送起义经费的用意。也有资料说,一行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由于长途跋涉,的脚上打了很多血泡,疼痛难忍。随行人员看行走困难,便雇来一顶轿子让他坐上。不管怎么说,在途中无疑是亦徒步亦坐轿,是有轿子伴随左右的。轿夫有可能由安源工人充任,但从当时沿途驿站有轿夫轮值和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很大可能是从地方驿站雇来的。

  轿夫步行的速度,约每小时5公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的“齐步走”行进速度是每分钟116~122步,平均119步。每步约75厘米,每小时7140步、5355米,这是在操场、平路上的步速。条令说明,常行军速度为4~5公里,时速6公里以上为强行军、急行军,呈小跑的速度。这与人们在实践生活中的经验基本上是一致的,一般情况下,中年人平均步速每秒1.4米,时速5公里,这个步速在行路中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据天文科学数据测算,浏阳地区湘赣边界9月9日前后几天的昼长12时30分,在铜鼓之行关节地点上的日出、日落和天亮、天黑时间分别是:江西萍乡安源天亮5:37,日出6:07;日中12:22;日落18:36,天黑17:06。湖南浏阳七溪村天亮5:36,日出6:06;日中12:21;日落18:35,天黑17:05。江西铜鼓县城天亮5:35,日出6:05;日中12:20;日落18:34,天黑17:04。山区人少,荒野宁静,那时的偏僻山区和密林中时有盗贼出没。因此,赶路的一行,应是在太阳将出时启程,太阳落后即住宿,行止时间大约在早6时、晚6时半左右。

  由此行程可见,在七溪村被捕及脱险,在地点和时间节点上都是吻合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轿夫的步速是5公里左右,每天12小时应行路60公里,9月6日、7日、8日三天行程应是180公里,而由安源到铜鼓的总行程为198公里,也就是说按原计划,一行不用连夜赶路,9月8日晚饭时即可抵达铜鼓县城。然而,事实上是在9月10日下午才抵达铜鼓县城,9月9日、10日上午这一天半的时间出现了“真空”,途中的在干啥呢?即使如自述被捕逃脱,卧伏草丛用了半天时间,并在这天晚上“彻夜翻山越岭”抵达“另一县境”,即湖南浏阳县、江西铜鼓县边界处的排埠镇以西住宿,那么,仍是空缺了一天的时间,排埠以西住宿的上一天晚上,他夜宿何处呢?看来不管怎样计算,在9月8日晚住宿何处?都是解开“九九之谜”的关键点所在。

  意境如诗如画的湖南民歌《浏阳河》唱道:“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浏阳河是湖南境内的大河,全长222公里,发源于湘东罗霄山脉大围山北麓,有北面的大溪河和南面的小溪河两条主要支流,两条溪流在浏阳市高坪乡双江口汇合至长沙湘江这一段,称浏阳河。大、小溪河,汇集湘东大围山众多涓涓细流奔腾而下,流向为东北、西南。由于地势较平缓,水流弯道很多,也淤积成了连绵大山中无数块土壤肥沃的小平地。

  从空中俯瞰小溪河,从上游而下出现的第一、第二个大弯道,呈规则的“凹”字形,有突兀扑面而来之感。在这第一个大弯道里,地势平坦,多条山溪汇流于此,水得名“七溪”,地也因水得名,村庄遂冠名七溪村。元末明初,陈氏族人迁移此地居住,发达成为旺族后,当地人又称七溪村为陈家坊,今属浏阳市张坊镇,这里即是1927年9月被捕并关押的地方。实际上,近现代的陈家坊作为村落,主要指的是陈家老宅所在地,七溪村是包括陈家坊在内的更大一个地域。三面环绕陈家坊而流淌的浏阳河主要支流小溪,在现保存最古老的清代七溪《陈氏族谱》中,注明的名称为“明溪”。这个地方是浏阳河上游的重要渡口所在地,《陈氏族谱》插图中有船只穿行于河流之上的景象。当年因水运方便,附近的经济相当发达。

  当地流传一个有关陈家坊兴衰史的传说。说的是元末明初时,在陈家坊村东北牛轭岭悬崖上有一块酷似水牛的大石头,有一天突然跌落进河水中,那时正值七溪陈氏族人迁移到此地不久。落石半截淹没于河水中,恰如一头大水牛戏水浅滩。有趣的是这头牛的屁股朝西南,隔着山岭正对陈家坊方向。此地世代以农耕致富的村民,信奉牛屎预示着金子和财富。不久,陈家坊果然逐渐富庶起来。外族人迁户、嫁女,都纷纷来此地集居,盖房修路,日久天长,陈家坊扩展成七溪村,成为湘东山区里著名的商品贸易集散地。铜鼓县的桐油、纸伞,张家坊的木材、兽皮,都可顺小溪河的船只或竹筏顺流到浏阳县城。由于运价便宜,湘赣两省做边贸生意的商贾云集这里。经济飞速发展,使七溪村繁荣一时,陈氏族人修建了翘檐画壁的高墙瓦房,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总祠堂、分祠堂,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陈家坊的名声由此传遍浏阳及湘赣两省。斗转星移中,陈家坊的兴盛史却也出现了衰败迹象。巧合的是,20世纪初,山洪连年爆发,把牛轭岭下河水中的那个石牛冲得旋转了180度,牛屁股朝向了东北方的张家坊。张家坊的经济迅速发展,后来成为湘东边陲的重要集镇,陈家坊却日益败落,销声敛迹。

  查阅1890年修订印制的《陈氏族谱》得知,七溪陈氏的始祖是陈海贤,元末由江西铜鼓铜榨溪迁到浏阳小溪上游河畔。若再上溯,铜鼓的陈氏祖先来自江西九江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陈氏族人由铜鼓迁来浏阳,现已经历5朝600余年,家族繁荣昌盛,人口众多,附近陈氏多为同族同宗。今天的七溪村有1000多人,30多个姓,陈氏仍是第一大姓,也只有陈家有规模颇大的祠堂。

  从《陈氏族谱》附图“七溪陈坊全境图”上看,陈家坊在清末的建筑规模很大。现仍存的陈氏祠堂,族谱图中标明称为“陈氏家庙”,扩基建祠于清康熙癸未年(1703年),由十三世祖陈明煐等义举捐资,历经3年竣工。七溪老祠雕梁画栋,再现辉煌,时名声大振,远近传扬,另族纷纷效仿。祠堂为三进院落,三组建筑依次是大门、淳睦堂、寝堂,两堂之间有一个天井,左右建马房2间,东建横屋5间。全长74米,宽23米,共占地1702平方米。距今240年,仍然保存完好。最近的新修缮在2002年竣工。村中较大的建筑群,原还有万寿宫、谦公祠、贤公祠、和公祠、轩公祠5栋,村西北角、东北角分别建有“古寺”和“灵官庙”,今都已不复存在。另外,“七溪陈坊全境图”上标明,在“家庙”西侧、万寿宫后边原还建有“公局”,是陈氏族人集体议事的地方,在功能上相当于后来称谓的办理公事的村公所,清末陈氏家族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这个“公局”即是后来关押的地方——村公所团防局,今仅存断壁残垣,遗址上的房屋门牌号是七溪村万寿组110号。

  在七溪村陈家坊及附近村庄,我们考察队的主要采访人有:陈本厚(1945年生,时年68岁,《陈氏族谱》1994年修订版主持人),唐观招(陈本厚之妻,1948年生,时年65岁),唐汉初(1924年生,时年90岁,唐观招之父),曾爱平(1974年生,时年39岁,七溪村陈氏长门长孙媳妇,本家族《陈氏族谱》现存最早版本1890年修订版保存者),以及当年被捕地草坪饭馆老板唐燕贻的孙子唐全佳(1950年生,时年63岁),陈氏祠堂管理者万小平(1968年生,时年45岁),还有张家坊、李家村、枫树坳附近村庄等地的村民,共20余人。他们的口述历史基本一致,综合陈述如下:

  1927年中秋节前两天(9月8日),七溪村陈家坊村南大道上,有一位坐轿子的30多岁的客人和两位年轻力壮的轿夫,由文家市方向而来,往铜鼓方向赶路。那种简易轿子,当地百姓称滑竿,一把竹制椅子两边各绑一根长竹竿,由前后两个人抬着走。当地人描述坐轿子的客人,传承记忆里是湖南少有的细高个,长发盖耳,慈眉善目,虽然是当时的标准农民打扮,布鞋黑裤,但他在白衬衫外面套了一件敞开怀的毛背心,让人一看是一个儒商“文化人”,特别是行为举止彬彬有礼,不像那些走南闯北、满嘴江湖话的商贩。

  客人和轿夫3人歇脚七溪村西南角上的第一家饭馆,大约是午饭时间的11时半之后。客人自称是经营茶叶的商人,并随身携带着几盒茶叶样品。这家饭馆由本地人唐燕贻经营,此地名草坪,属七溪村,因此当地百姓习惯称这个饭馆为草坪饭馆。饭馆后面是背依小溪河的挂榜山(土岭,平地高约30多米),三间店铺面向大路,后面有一间厨房。饭馆建在土坡上,地势稍高,实测海拔222米。饭馆东侧下方现仍见有一个长满野草的水塘,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20米,这里有可能就是记忆中“藏身”地的水塘。

  在草坪饭馆以东约100米处,还有一处临路的饭馆,时由唐燕贻的长子经营。这个饭馆现仍保存,虽然破烂,但基本上保持了当时的原貌,用墨竖写在白色墙壁上的“酒饭便益”4个大字仍清晰可见,可能是饭馆招揽顾客的招牌,也或许是饭馆的名字。一侧还有可能是后来用墨竖写的“陈本仁堂”4个小字,“陈本仁”是户主姓名。近年,村民在盖新房时,特意保存了这个有文物价值的老饭店,当地政府拟按“革命”遗址申请保护,但尚未得到批复。此饭馆地处挂榜山南脚下岔路口,向东前行直走是张家坊、铜鼓方向,下大路向东北走小路过小溪河石桥则直接进入陈家坊。

  站立“酒饭便益”饭馆前,可通视陈家坊团防局、陈氏祠堂建筑区,距离约200多米,这里可能就是留在记忆中“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在之西的草坪饭馆前,由于有挂榜山的阻隔,则看不见陈家坊团防局。可能正是这个地形原因,当年的未曾想到,在这个看似荒野中之饭馆的山背后,竟然有这么一大片建筑规模令人惊讶的村落隐藏其中,若再知此地是县团防总局局长的家,也就不会在此午餐了。

  当时的陈家坊,正是时任浏阳县团防总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陈阅初的祖居地,现为张坊镇七溪村万寿组。这是一个河水环抱、山野风光优美的村庄,地势较平,实测海拔219米。时年已55岁的陈阅初并不常驻县城,而是在本村内设立了县团防总局办公点,地址就在陈氏祠堂西侧,这里是自清末就设立的全村议事办公的“公局”。当地的房屋建设风俗,一般的院落都是分前后两栋,一栋三间,中间一个厅,前后两栋之间,有一个走廊,走廊中间是一个天井。前后两栋房屋只有最前、最后两面墙,中间没有分墙,只有两边供睡觉休息的厢房四面有墙,而厅的前后都没有墙。陈家坊“公局”两边的厢房,当时多用于作为储存公粮的粮仓,被捕后,即被关押在东厢房。

  陈本厚回忆说:“过去的老人们都习惯称呼这个房子叫‘局里’,是当时的公产。由于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上世纪50年代初搞土改时,把地主的好房屋分给贫雇农,而把这个破房子分给了两户地主。这两户地主都没有后代在村里,他们死后,这个房子又归了集体。在这里曾经做过学校,我记得我大姐在这里读了几年小学,大姐现在70多岁了。后来在祠堂南面建了正规的小学校舍,我在新建的小学读书时,还看到‘局里’的房子有学校贴的成绩榜。这个房子不做学校后,空下来没有多久,大约是大炼钢铁的1958年,房子就倒了。改革开放开始后的80年代初,我们陈家本家在这里又盖起了新房子。”

  1927年9月,一行赴铜鼓路过这里时,浏阳县团防总局的衙门理应设在县城内,然而,实际上的县团防总局常设办事机构,却就在这距离县城60多公里之外的陈家坊。陈家坊的这个所谓团防总局,显然是因局长陈阅初在家乡常住地办事方便而设立的派出机构。此时的陈阅初名义上是副局长,其实行使的是局长权力。他毕业于长沙法政学校,多年从事警察工作,1924年委任浏阳县团防总局局长,1926年县政府奉命改组,由县长谭鼎兼团防总局局长,陈阅初自然降格任副局长,但县府和百姓仍称呼他为局长。

  事就这么凑巧,路过七溪村的同一天,陈阅初刚从浏阳县城回到陈家坊,住在村庄西南角上的祖屋,正在为全族人欢度后天的中秋节(9月10日)而筹划赏月拜祖聚餐活动。因此,这天在村庄附近负责警卫的县团防总局团丁对行人的检查也非常严格,平时担负看家护院的“挨户团”团丁也有组织的开始巡防。“挨户团”是20世纪20年代初大革命时期的一种农村武装组织,“挨户”的含义是几乎每户都要参加。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当地土豪劣绅所利用,变成反革命的武装组织,也称挨户团常备队。七溪村的“挨户团”是县团防总局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性的乡民武装组织,成员在当地称为乡丁,一般统称为团丁。

  七溪村地处湖南浏阳、江西铜鼓两县边界,为湘赣两省交通要冲。在地界上已接近江西,而发生在一个月前(1927年8月1日)由领导的南昌起义风暴已经波及到湘赣边界,中共湖南省委又将发动秋收暴动的传言此时正盛,风传浏阳、萍乡一带,所以浏阳县政府管辖下的当地民团奉令设下重重关卡,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

  问题首先出在轿子上。当和轿夫在草坪饭馆午餐时,两个游手好闲的“挨户团”团丁斜背长枪来此地巡防,无意中碰倒了放在门前的轿子,发现这个竹竿做成的轿子重量异常,引起了怀疑。结果发现两根轿竿中藏满银元,当地百姓回忆称银元为“花边”或大洋,此银元无疑是中共湖南省委为发动秋收起义特别准备的经费。本来行商携带银元赶路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位客人解释说自己是茶商,并展示了同时携带的茶叶样品。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却接连发生,隐藏在茶叶盒中的“八子连”手枪被发现。当地百姓回忆中所称的这种“八子连”手枪,是弹匣可装8颗子弹连发的手枪。在北京询问兵器专家得知,这种枪仿勃朗宁手枪,长约20厘米,主要生产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下装弹匣,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短武器,生产量很小,因此现在的藏品很名贵。从茶叶盒中的这支手枪看,说明当时佩枪并会使用这种手枪,否则带在身边却不会使用,反倒成了累赘。

  唐汉初回忆说:“我的外公当时是县团防总局的一个小头目,为人行事比较仁义,他在附近听到‘挨户团’团丁吵吵嚷嚷说抓了一个有大钱的商人后,赶到了草坪饭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被抓的人就是毛主席。当时‘挨户团’的头目说将这个商人送到上一级政府张坊镇处理。我外公出主意说:‘你们已经把钱搞到了,就见好即收吧。这个人虽然带着枪,可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没有必要上送了。’意思是收钱了事,如果上交了人,钱也会被没收。这个说话场景就发生在毛主席面前,他非常聪明,见有‘大头目’帮着说话,就机智地对我的外公说:‘这位先生,我送你一样东西。’毛主席脱掉身上的毛线背心给我外公。我外公说:‘这位先生,你把衣服脱掉,现在山里的晚上还是很冷的。我不能要你的衣服。’毛主席看我外公不要衣服,顺手从滑竿上拿起一个枕头一样的垫子,坚持送给我外公。其实,那个枕头里面全是纸币。本来嘛,不应该搞客人家钱的,但人心贪财,见钱眼开,我外公和那几个团丁把枕头里的钱私分了。现在抓毛主席的那两个人的后代都还在,我们都知道是他们上辈人干的事,也可能他们的上辈人没有向他们说过这个事,或许是知道了也忌讳说。”

  七溪村陈家坊三面环水,背靠大山,出入村庄原来仅有村西南角的石桥和村东北角的木桥(在老族谱中称“仁寿桥”)。上世纪40年代,先是因河水暴涨,木桥被冲垮,村民集资在村庄正南修建石桥,后扩建为水泥桥,过“南桥滩”直通村前大道,进出村庄的路由西南东北方向的斜线变为正南正北的直线,村西南角的石桥亦因此而荒凉废弃。从陈氏老族谱上看,这无疑是破了陈家坊的原有“风水”。由《陈氏族谱》所附各种“风水”图谱看,这些祖训历历在目,不知其后代为什么没有严格遵守。当年在草坪饭馆被捕后,经“酒饭便益”饭馆前的岔路口,走下向张坊的大路,而转向北,沿挂榜山东面的小路,即是过陈家坊村西南的石桥,被押解到团防总局驻地。唯此一径,别无他路,实地考察看,从这个路段上逃脱,根本没有可能。

  陈本厚的父亲陈清传(1914年生)在世时多次回忆,1927年他13岁,那年过中秋节前一天(9月8日),他和本村的小伙伴们一起曾在团防总局(村公所)趴在窗户上看到被捕的,并未捆绑。上身穿白衬衫,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印象很深刻,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看到的照片甚为惊讶。“文革”时期,曾印发9亿多张的“毛主席去安源”画像普及到广大农村,见过的七溪村村民指着画像说“就是他”。唐全佳回忆,他多次听其祖父唐燕贻、父亲唐台湖(1921~2012)讲,他们也见到过被捕后的,并了解整个关押及释放过程。现团防总局遗址的房主陈本兴(1970年生)、曾爱平(1974年生)夫妇的爷爷陈全义(96岁去世)在世时也多次回忆此事。

  当年见过的七溪村陈家坊村民特别说明,当时是短装衣着,而非画像“去安源”中的夏布长衫,因为那件开衫毛背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画像“去安源”中的身着夏布长衫形象风靡全国时,七溪村陈家坊村民仍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上辈传承下来的看法。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传》中叙述此时的穿着时也记写为:“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元陪同赶往铜鼓。”(第1卷,第1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张启龙回忆:“毛委员身穿蓝布长衫,脚着草鞋,手拿雨伞,站在门口,微笑着和大家点头致意。”这身着装,应是脱险后自述所说“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蓝布长衫”有可能在所托人的购物中,是新买的一件衣服。

  抓住了一个带枪的“大人物”,并查获这么多银元,在当年的七溪村陈家坊是件大事。当时又是怎样处置后事的呢?归纳采访村民所反映的情况,可概括为两种意见:时驻陈家坊的县团防总局和“挨户团”外乡团丁因贪财而鼓动坚持杀人灭迹;然而陈氏族人感到这个有枪有钱的大商人特别有“来头”,说不清其身后此时就有大队人马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因而担心杀人会给村庄带来灾难,故力主不能劫财,更不能杀人,必须立即释放。两种意见莫衷一是,最后决定把这个重大情况报给老局长、老族长陈阅初定夺。

  刚由县城回到陈家坊的陈阅初,在当天(9月8日)晚上得知了扣押“茶商”的消息,他在刚到家还没有来得及坐稳的路途劳顿中并没有立即给出具体答复,但明确说要好好款待这位“大商人”,不能有任何伤害。看来在关押中没有被捆绑和没有受任何皮肉之苦,与陈阅初的吩咐有直接关系。当地有被采访者解释说,陈阅初是在反复思考这件事如何处理,也有被采访者说是因为那天晚上陈阅初在召集族人为筹备中秋节活动而忙碌,根本来不及顾及处理这件事,然而,中秋节的家人团圆情结却也深刻影响了陈阅初对释放的态度。次日(9月9日)上午,陈阅初来到团防局,询问这位年轻的客人,谈话时间较长。客人仍坚持称自己是经营茶叶的商人,随身携带武器是为了防身自卫。

  有目击者在后来回忆称,陈阅初见过客人走出公局,已接近午饭时。他回到公堂,与大家共同商议如何处置此事,明确说了三点:一是绝不能杀人。正值中秋佳日,普天下家人团圆,我们陈家坊怎么能伤人性命,让村庄充满血腥之气呢!二是必须放人。这位客人相貌堂堂,气宇轩昂,谈吐不凡,态度温和,有吉人天相,绝不是一般商人,若是杀了他,可能会遭到天谴报应;三是可以没收其枪和钱。在这个非常时期,私自藏枪带枪有重大嫌疑,可以此罪名留下客人的手枪和银元。为此,陈阅初指着团防局的几个头目和团丁反复强调,既然你们非要坚持留下客人的钱,就不能再要客人的命。此人带了这么多钱,还有枪,身后肯定还有其他人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如果杀了此人,可能会给本来宁静祥和的村庄招致灭门之灾。陈阅初如此明晰入理的折中调停指点,既满足了团防总局、挨户团头目和团丁们的强烈欲望,贪财留财;也满足了陈氏族人避免因此带来灾难的强烈要求,赶快放人。

  陈阅初的身份很特殊,年纪也比较大,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他是陈氏族长、县团防总局局长,在当地讲话很有分量,可谓一言九鼎;还因为他有文化,省会高校毕业,较早接受西方文明,学识渊博,通贯古今中外。至今陈氏族人和浏阳百姓的传说中,都把他当做“高人”,评价他精通天文地理,深谙易经玄学。1938年编修《陈氏族谱》,陈阅初为之作序,洋洋洒洒数千言,文采飞扬,立意深远。其中陈阅初的条目详细记载了其生平:“在憉,源公长子,原名在恒,字阅初,庠名长策,晚号朝阳遗叟。岁入邑庠生,宣统元年(1909年)恩正并科举优,嗣由湖南达材法政学校毕业。民国三年(1914年)委任桃源县警佐兼禁烟查缉所所长,破获吗啡案多件,由湖南省巡按使沈金鑑特令嘉奖。四年(1915年)七月,解职民。十一月,选充县议会议员。民十三(1924年)委任县团防总局局长。民十五年(1926年)上令改组,由县长兼局长,仍委充副局长。民十八(1929年)委充县清乡善后委员会主任,民二十(1931年),委充县清乡委员会委员,旋改充县粮食管理局局长,二十一(1932年)委充县财政委员兼县百货捐主任,民二十二(1933年)由尹县长呈请民政厅,委任县府二科科长,民二十四(1935年)由王县长委充县救济院长,旋呈请教育厅委任教育科科长,复经省府审查合格,应徐委任六级实授科长秉咨铨徐部备案。”(第6卷,第53~54页)1994年编修的《陈氏族谱》删减了“团防总局”等任职,简述为“民国年间,乃数载委任各科主管负责人。”

  据浏阳县志记载,在国共合作蜜月时期的1924年,浏阳青年罗陶吾、罗昭吾通过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罗章龙,与湖南临时省党部取得联系,并在县城发展了陈阅初等少数几名员。陈阅初较早接触革命思想,见多识广,在员跨党加入时期,他在浏阳积极帮助国共两党发展成员,思想进步,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是极少见的特殊人物,这也恰好为在七溪村陈家坊被捕后又被顺利释放,作了极其有益的特殊铺垫。考察各种资料看,遇险而脱险,这与陈家坊村民的担忧遭连累、心底宽容有很大关系,更与族长陈阅初的见识多、心胸广、威望高有极大关系。

  陈阅初决定释放“茶商”后,还吩咐立即让其吃饱午饭,并将团丁搜走的20多个银元归还给,作为旅途费用,礼送出境到村东枫树坳,以尽快恢复村庄内的平静,让全族人安度中秋节。“八子连”手枪则被扣押,下落不明。如此一番细心安排和处置后,被“遣送”释放,出村东北角木桥(仁寿桥),跨过小溪河,踏上了去铜鼓的路程,此时已经是下午2时左右。

  东桥头边是由七溪村通向张坊镇的大道,道路的左边是小溪河,右边是山。这里有个“丁”字形岔路口,走左边路向北是张坊,路宽平坦,是当时的官道,可绕个弯到铜鼓;走右边路向东是枫树坳,山间小路崎岖难行,但可以直接到铜鼓,选择了这条近道。由此说明,赴铜鼓没有经过张坊镇,也就无从谈起在张坊镇遇险。我们在张坊镇采访时,多位村民也说是在七溪村被捕,而没有经过张坊镇。从常理推断看,一行人在地处湘赣边界时的警惕性会更高,会避开重镇张坊,而选择远离张坊镇数里之外的某地经过。走枫树坳不绕道张坊就可直接到铜鼓,又何乐而不为呢?

  枫树坳是七溪村陈家坊村东的一个山垭口,通往铜鼓的必经之地,实地测量海拔252米。垭口上原有一棵大樟树,树冠蔽空,道旁草深过人,阴森恐怖,至今附近百姓仍传说这里是“强人”出没的地方,过去常有行人在此遭到打劫。被释放后,即是在此地再次遭到打劫的。就在团防局看押的团丁中,有一人心生歹意,他从村庄中尾随到了枫树坳,突然持枪打劫了身上的银元。从村民们的口述和各种资料看,这个团丁并没有全部搜走身上的银元,主要是恐于老族长的威望,给留下了一些银元,这可能就是后来自述所说剩下的7块银元,方才有后来在途中托乡民购买鞋子等必需品的钱。今天,每当地村民讲完这个故事后,总会加一个“尾巴”,说那个打劫的团丁,在几年后受到“天谴”,全家遭遇雷火灭门之灾,应了老族长的预言。这把“天火”,有说是当地土匪在雨夜杀人防火所为,也有说是派人复仇所致,反正是这一家人死于了火灾。

  陈阅初与两人有过面谈,在决定释放后又归还给一些银元作为路费,应是不争的事实。团防局究竟归还给多少银元,无从考证。从自述和当地村民传说那个团丁打劫的银元数量看,归还的银元应在20多块,这个钱应该是在安源临行时潘心元给随身携带备用的。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英魂——潘心元传》记述:“临行前,安源市委派向导为他们引路。潘心元身着夏布长衫,装着富商打扮。为防不测,他将随身所带的50元大洋,给了20多元。一路上,他总是走在前面,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后来,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还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这个同志就是潘心元。”(第15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0多元大洋这个数目,与自述和村民们的叙述基本上是一致的。陈阅初是否还送给了别的东西,如鞋子、衣服、书籍等,在张家坊、陈家坊采访中,村民们有着不同的传说。还有和潘心元同赴铜鼓,都在途中被捕,但在七溪村附近村民的口述中说只抓了一个人,关在村公所团防局,由此说明潘心元是在另地被捕。

  在浏阳,我们考察队还听到另外一种释放“茶商”的版本。说是族长陈阅初讲仁义,做好人,决定把这位“茶商”放了,但他又觉察到那些坚持不放人的部下和团丁有些不满,他们在抓人后又看守了一天一夜,特别是感到在这位“茶商”面前不能示弱。于是为了安抚团丁,并显示县团防总局的武力,借以警示这位“茶商”,决定做一个真放人的假现场,授意团丁“设局”释放。先是去除了关押的那个房门外面的锁,把原来看守的团丁也撤了。发现这个情况后乘机逃走。前脚出门,后面的团丁假装去追,朝天开枪。跑到枫树坳之东,藏身在一个水塘里。追的团丁假装没有看见,就不追了。这些身为本地普通劳苦大众的大部分团丁,在团总的授意下,采取的是半追半送的方式。躲到天黑后,才出水塘走向铜鼓。这实际上是为了附会自述中所言“藏身水塘”的说法。

  实地考察中可清楚地看到,在被捕后押解到村公所团防局,途中以及在村庄中都无法逃脱。逃脱之说,首先在地形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陈家坊三面环水,环村庄周围是开阔地,唯一出村通道是东南长约40多米的石桥和村东北长约50多米的木桥,不走桥如何能出村庄?村庄周边是河道很宽的河流,没有山地和长满茅草的水塘水沟,地理环境不符合描述的极易脱逃的山野之地。当时押解的团丁即使只有两个人,若是被绳子绑住的怎能“扭断”挣脱?何况团丁和其头目手中都有枪。从团丁身边逃跑,如果举枪射击,如此近距离,逃跑之人肯定会被射中。今天的当地百姓诙谐地讲:“能逃脱的想法是一厢情愿。从开阔地逃走,是需要一些必要条件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传说是因为传言者没有到过实地,到实地后可看到在这片空旷的河道和特殊的地形上,孤零零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想方设法都跑不掉。”当地村民坚定地否定了自述中所说的藏身水塘自己逃脱的说法。还有就是在时间上无法衔接,按照自述所说天黑后才动身的说法,行夜路翻山越岭的,不可能在这天晚上“飞”出24公里夜宿月形湾,在时间上也无法衔接和自圆其说。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多次听七溪村及附近村庄的村民说,有一位名叫彭才林的七溪村铁匠,曾在枫树坳以北为带路到铜鼓县城。上世纪50年代成立“人民公社”时期,本地区因搞大生产,开始聚集在一起劳动的群众,盛传在张坊被团丁抓住又放走的故事。大家众说纷纭中,彭铁匠首次公开讲了自己为带路的经历,并说两人在铜鼓县城分手时,给了他2块银元的带路钱,以前只是他的街坊邻居知道这件事。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那位彭铁匠找到区公所的领导反映情况,他说:“解放后这些年来,对革命有功的人都得到了表扬和奖励,我救过毛主席,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奖励。”他要求政府给他奖励,并详细讲了他为带路的经过。张坊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魏香成听说这件事后,感到事情重大,他以公社党委书记的名义专门写信到北京,向主席询问、求证这件事。不久,北京来了回信,一张16开的信笺纸,内容加上署名只有6个大字“有此事。”,后面署的是年月日。信封用的是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制式信封,上书“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公社魏香成同志收”。现居张坊镇的原区党委秘书朱自民老人,还有魏香成的夫人都回忆说曾见过这封信,所述记忆中的信件内容基本相同。关于这封复信的下落,都说那时就交给了上级组织。再说魏书记收到北京的复信后,再次向彭才林询问核实有关情况。当时,全国人民都对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魏书记等区领导对彭铁匠“敢”收的钱,感到显然“太过分”了,又专门把彭铁匠请到区公所,讲话大意是:“你救毛主席有功,但是,你也拿了毛主席的钱。不能再算有功了。”言外之意,你怎么敢收毛主席的钱,不追究你的错就算便宜你了。彭铁匠的这件事,到此不了了之,在张坊也就算“妥善解决”。

  。待另外有人声称是他们为毛主席带路,或在他们家住宿化险,即使说破了天,吹破了牛,而七溪村人闻此则一笑了之,从此不再争辩。“文革”时期,有人在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传言浏阳遇险后用银元贿赂方式换得了释放,当时就有追究“谣言”制造者,说这是诬蔑伟大领袖,浏阳县城还曾有人仅为寻找这个故事的出处而坐牢八年,七溪村全族人闻言更是胆战心惊,对此事从此更是“谈虎色变”,不再提起。即使到了1994年新修家谱时,还把老族长曾任县团防总局局长的记载全部抹掉。尤其是七溪彭氏后代至今仍不愿多提此事,以不了解和没有听父辈讲过而婉言拒绝访谈。

  离开七溪村到铜鼓途中的经历,当地还有着以下几种版本的传言:(1)开国中将张藩(1909~2002)组织的挑夫“扁担队”,在张家坊附近一个路口歇脚时,曾为指路。(2)向斯诺陈述,曾得到一位砍柴农民的带路和帮助。今日江西铜鼓有人说明此人是本地樵夫陈九(久)兴,又名陈帷德,当时是铜鼓纸工会的会员。在浏阳七溪村脱险后,在途中遇到陈九兴,在他的帮助下,顺利抵达铜鼓。解放后,曾给陈九兴写过信,称他为“救命恩人”。(3)我们在采访中听到张家坊、李家村村民说,在七溪村东北的牛轭岭(牛兀岭),因脚伤严重,有一位当地妇女背他过河,给了他两个银元,解放后还派人找过那位妇女。综合各种采访情况看,脱险后的确得到过当地村民的帮助,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身世、与的接触过程都还有待考证,特别是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旁证进一步证明这些村民帮助的人就是。

  在浏阳的遇险脱险地,在当地还有双溪村、人溪乡小溪湾之说。双溪村在七溪村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小溪湾在七溪村东南方向约3公里处。但因为本身就是传言,所以现都无史迹可查。

  当地还有其他传言。据资料和实地考察可判断,离开七溪村后,于当天下午赶路,夜宿在到铜鼓县城的途中。从路程距离上判断,大概住宿在湘赣边界排埠镇以西地区,于次日(9月10日)下午2时左右到达目的地铜鼓县城肖家祠堂。

  按照安源会议的起义部署,于9月6日从安源出发,一切顺利的线团铜鼓驻地发动起义,但没能在预定时间赶到铜鼓。因此,有一种起源于逝世后的“九九之谜”民间传说,说是在49年前(1927年)没能赶上9月9日,49年后(1976年)终于赶上了9月9日。因为中华历书上的9月9日是黄道吉日,是具有“在相”的“吉人”才能拥有的日子。这种传说,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的深切感情和美好寄托。1927年9月9日下午2时左右在七溪村被释放,这天晚上又究竟夜宿何地呢?

  “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为的是逃脱。实际上,根据自己的说法,他的脚此时确实已经受伤,并不是假装的。

  的脚究竟伤在何处?有两种说法:一是在脚背上,是被草鞋带子磨破溃脓,烂了一个洞;二是伤在脚底,因这次长途跋涉而磨起了血泡。在受伤时间上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到七溪村之前就有脚伤;二是在七溪村被释放之后因丢了鞋子而磨破了脚。在没有穿鞋的原因上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因藏身水塘边,鞋子陷落泥沼中;二是团丁奉命准备将押到民团总部后处死,特意脱下了的鞋子,赤脚走路而被划伤。浏阳民间有迷信说法,处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子,可以免得将来被打入地狱的鬼魂追寻报复。

  我们考察认为,从乘轿子的情况看,的脚在到七溪村之前就已经受伤。综合各种资料看,是伤在脚背。从七溪村到铜鼓县城都是山路,的脚本来已经受伤,脱险之初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忘记了脚疼,走了一段山路后精神松弛下来,方才感到脚伤更重。他的雨伞和鞋子都丢了。赤脚行路,寸步难行,在途中他无奈到农户家里求宿,买了一双鞋子和一把雨伞。此脚伤一直到上井冈山都没有痊愈,给秋收起义中的带来了行动上的很大不便。所以,在反映那段历史的影视作品中,手拄一根竹竿或木棍,走路一瘸一拐,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的脚伤,严重影响了他从七溪村到铜鼓县城的时速。考察在9月9日的住宿点,脚伤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算参数,不容忽略。

  安源军事会议,原定9月9日以破坏长沙至岳阳、株洲的铁路为开始发动起义,在其他起义军所在地也多如期举行。在预定日子,和潘心元则没能赶到铜鼓县城,驻扎在铜鼓的第3团推迟到9月11日才起事。其间的时间差,显然是因为的“迟到”所造成,如此耽搁的时间在一天之上。如此推算,香港挂牌图(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2019-09-15,不言自明,遇险脱险地点应在距离铜鼓县城一天以上的路程之外,约在距离铜鼓县城50公里以上的浏阳县境内某地,而不可能在铜鼓县境。

  据以上考察所述,在七溪村东枫树坳遭打劫后立即奔赴铜鼓,时间约在9月9日下午2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重大责任,有历史使命在身,必须尽快赶到铜鼓传达起义的号令,尽管脚有伤,但步行速度不能慢下来。却也正因为有脚伤,脱险后的步行时速也不可能很快。因此在9月9日下午当天,他不可能到达百里之外的铜鼓县城。这天晚上,他必定“借宿”在湘赣边界线一侧的某地村庄。

  根据自述所说这天晚上宿于途中的情况和9月10日下午2时赶到铜鼓县城的路程看,他在9月9日的宿营地应在七溪村和铜鼓县城的中间。两地相距近50公里,中间点是25公里。如此推算,这个地点有可能就是传言中的排埠镇月形湾。而9月9日下午和10日上午的步行时速都必须在4公里左右。由此也可推论,在9月9日下午不可能有藏身池塘边草丛中等到天黑再动身的时间,这天下午2时由七溪村动身,到月形湾的24公里路程需要6个小时,到时已是天黑透后的8时,这也正好与记忆中在天黑后遇到一位樵夫的情节相吻合,但并非午夜途遇樵夫。

  如果像自述所说,这天他“躲着直到日落”(当地日落时间为18时35分),团丁结束搜寻时天已黑。再从自述这天脱险后用钱急着买鞋、买伞的天象看,天在落雨,夜路无光,行路艰难,尤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山里,在夜暗密林中的时速不会超过4公里。从晚7时过到深夜11时过约4个小时,行路约16公里。事实上,从七溪村到月形湾的图上直线公里,而走曲折起伏的山路却有24公里,从实地考察情况看,山路又是异常的崎岖难行。如果按照如此“躲”到天黑后才从七溪村东脱险动身的说法,在9月9日午夜不可能住在24公里之处的月形湾。那么,如此推论“9月9日夜宿月形湾”,时间(9月9日天黑后才脱险)或地点(月形湾)其中必然有一处不实。但若从我们的实地考查情况看,在七溪村的脱险时间是在9月9日午饭后,而不是天黑之后,如此再计算行程,夜宿月形湾则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考察队的这次考察,在对七溪村进行重点考察后,沿乡间公路向铜鼓方向进发,继而考察了目前存在很大争议的“化险福地”铜鼓县排埠镇月形湾。此地紧靠长浏高速公路,在双溪高架桥和铜鼓大屋大桥之间。高速公路之北的山坡上建有“同志铜鼓化险专题馆”,立有高4.9米的铜像,铜像座落在传说中9月9日夜宿于此地的吴家祠一侧,铜像前实测海拔为456米。

  2013年11月13日,我们考察队于下午4时20分进入实地考察,6时30分离开,可见此地的“红色旅游”异常冷落。在此地考察的2个多小时期间,空旷的院落及“专题馆”既无游人,也找不到任何工作人员。各个房间都空无一人,多数房间空空荡荡,有的堆满稻草和杂物,园区内山野异常寂静,整个园区毫无生气,看来此地远没有达到最初建园“旅游观光”的目标。傍晚时分,“专题馆”内可能是受时控器自动控制的灯光,突然间大亮,令人在空灵中猛然有“毛骨悚然”之感。馆内文字说明,是从七溪村走过来的,遇险后藏身脱险的地方就在此地月形湾,“藏身处在距吴家祠600米的山坳里”。我们沿指示牌走向山半腰,但又被山上的指示牌“指”了回来,始终也没有找到那个传说中的水塘和“水沟”。

  此地的颓败境况说明什么呢?除了“形象工程”短期效应的共同归宿之外,显然还与历史的真实性有直接关系。综合各种资料和实地考察情况,我们认为,在9月9日下午由七溪村脱险后走向铜鼓,月形湾吴家祠应是他在这天晚上至9月10日黎明前的宿营地,而非脱险、化险之地。

  9月15日,率领第3团在攻打浏阳东门失利后退兵,从上坪出发,经浏阳界岭进入江西铜鼓的排埠镇宿营。来自北面修水的第1团“闻三团不利,决心援助该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至中途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萍乡再说。度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引自余洒度报告)。9月16日,起义部队转向浏阳境内,经铁树坳进入双坑。在双坑击败浏阳西乡张梅村的地主武装,部队到达上洪、张家坊、七溪村一带。9月17日,起义部队经七溪村、火厂、豆田、孙家塅向文家市进军。

  孙家塅在文家市以北15公里处。张启龙回忆:“我们从上坪出发,边走边等(等第1团跟上来),经过四天行军,于9月17日到达孙家塅宿营。在那里休息了一天。”时任第3团团长苏先俊在事后的报告称:“一、三团败后,入驻浏阳之安源部队乃孤立无援,四面受敌,17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决退往湘南。”铁心的文章写道:“赶了几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小,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会毛令’……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指、卢德铭、苏先俊、余洒度、余贲民等——引者)才一起见面了。”9月19日上午,率第3团等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

  时参加秋收起义担任浏阳工农义勇队中队党代表的在1975年4月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27年8月,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奉命到南昌参加起义,因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于是他们在江西涂家埠车站奉命回驻铜鼓,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让他带一封信到铜鼓,并发给60块银元作为路费,“在回铜鼓的途中,听说铜鼓先到部队已经沿湘赣边界南下了。……我在江西省委散发反对的传单的头一天离开南昌,在铜鼓以南之陈家坊找到了部队。回到我们部队团部后,同志们告诉我,委员来了,现在是由毛委员领导。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银洋(剩下的)交给了毛委员,并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9页)在这里特别提到在“陈家坊找到了部队”。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甘武的文章《第一次遇险事件的始作俑者——陈甲元团防队覆灭记》记述说:“位于浏阳市张坊镇七溪村有一处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陈氏宗祠,……上个世纪20年代,房子的主人是当时为恶一方的大土豪陈甲元。陈凭借当时手里的十几条枪,勾结浏阳西乡的张梅村地主团防武装,组织了为反动派卖命的团防队,在当地霸占田地,积谷屯粮,剥削乡邻,肆意搜捕员和革命群众向反动派邀功请赏,民众对他恨之入骨而敢怒不敢言。1927年9月9日,团防小队经过一整天的搜寻后,也没有找到那个机智脱逃的身穿旧蓝布衫、脚穿草鞋的高个男,就回到团防局(现陈氏宗祠)向陈甲元汇报情况。陈听后,回想近来得到平浏清乡团有关严密防守共党要在湘省举行暴动的消息,思忖着今天放走的人极有可能是一个工农暴动的大官,大为懊恼。”9月16日,等领导的起义军第3团从排埠镇出发,跨过铜浏(江西铜鼓、湖南浏阳)边界进入浏阳张坊地域。“来到离张坊镇不到5华里的陈甲元团防局驻地陈氏宗祠时,陈仍垂死挣扎,组织拼命抵抗,经过仅十来分钟的战斗,团防队全部被缴械。组织进攻的工农革命军将他们一干人等押解到一块空地上,听候毛委员及三团军官们的审判。几天前险些抓住高个男的几个团丁,当得知坐在前台中央的高个男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时,顿时傻了眼,战战兢兢将此事报告给了陈甲元,陈听后立马瘫了下去。依据乡民们控诉团防队的种种劣行,工农革命军宣读审判报告,就地处决了这批无恶不作的团防队。当天,部队将在陈家坊的陈家祠堂所缴获的财物全部分给了附近的贫苦百姓。晚上,部队驻扎于此。并将陈甲元家的大肥猪杀了犒赏全体官兵。”

  七溪村《陈氏族谱》记载,陈阅初出生于1872年,娶妻帅氏(1875~1931,排埠人),帅氏病逝后续妻孙氏(1898年生,长沙人)。有3个儿子(陈前觉、陈寿田、陈树良)4个女儿(陈端秀、陈珊秀、陈沼兰、陈雪梅)。二儿子陈寿田(1906~1911)5岁时夭折;陈雪梅系孙氏所生。陈阅初在“镇反”赴死时已经79岁,主要起因于三儿子陈树良。

  陈树良(1912~1950),名昍(读音“宣”)。1928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30年加入,1932年任浏阳县保安团军需副官,1936年任南京教导团自动车队上士文书,1937年回家乡任教员,1939年任浏阳县洞溪乡户籍干事,后任副乡长、乡长;1947年任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1948年4月升任县党部书记长兼中统局张坊调查员,10月被解职回家。此期。